制造业的没落给美国带来一系列严峻问题；过度消费导致美国经济长期保持低速增长、政府财政长期保持赤字。

智库观点 赵锦辉

8月1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9月1日起对从我国进口的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如果该项决定如期启动，意味着我国输美的绝大部分商品都将纳入贸易摩擦的范围。特朗普政府之所以敢于在这个时候作出如此疯狂的决定，与美国国内似乎不错的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2017年和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分别达到2.4%和2.9%。2019年上半年，美国季度GDP增速分别为3.1%和2.2%。奥巴马政府执政8年，经济平均增速为1.57%。因此，如果单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似乎干得不错。这种看似不错的国内经济形势给了特朗普政府底气，从而敢于对我国发动更大规模的贸易挑衅。

那么，特朗普政府真的干得不错吗？如果把目光放得稍微长远点，就会发现，特朗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解决美国经济长期遗留下来的两大根本性问题。

从供给方面看，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难以解决

二战后，美国制造业生产总值曾经接近GDP的30%，但随后，其比重逐渐下滑，特朗普上台前，其比重下滑到11.15%。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是市场与政府两只手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美国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与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相比较越来越高，于是，美国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将大量缺乏比较优势的本土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发展、亚洲“四小龙”崛起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美国企业从产业转移中获得大量利润，这就形成了正向反馈，从而导致制造业转移规模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以往的美国政府在判断形势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制造业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属于“夕阳”产业。这就导致政府将更多资源用于扶持信息产业等“朝阳”产业和房地产、金融等虚拟经济产业。

制造业的没落给美国带来一系列严峻问题：一是导致美国产业门类缺失，无法实现完全的经济独立。以苹果为例，苹果大部分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如果回归到美国生产，则连找到一颗符合要求的螺丝钉都要费尽周折，更不用说建设相关的配套产业链，其所付出的成本是难以想象的。二是导致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引爆金融危机。与虚拟经济相比，制造业升级换代时间长、风险大、难度高，制造业工人属于蓝领工人，制造业挣的钱属于苦钱、累钱。二战后，随着美元霸权在全球的确立，美国人凭借玩金融就可以轻松、快捷地获得巨额利润。在比较优势规律作用下，美国金融业蓬勃发展。1947年，美国虚拟经济增加值（含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占全部GDP比重不到10%，随后，该比重逐年上升，2001年，该比重首次超过20%。由于虚拟经济畸形繁荣，压榨实体经济利润，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比例失调，成为引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三是导致长期贸易逆差。由于制造业空心化，大量商品需要依靠进口解决，从而使美国从1976年起，贸易就始终保持逆差，长期贸易逆差降低了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从需求方面看，过度消费问题难以解决

二战后，美国经济呈现典型的消费拉动特征。 1946—2016年，美国消费率，即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83.9%。全球1970-2017年平均消费率为77.8%。可见，美国的消费率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消费率，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导致国内投资机会缺乏有关，也与美国金融业高度发达导致负债型消费成为普遍现象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被部分国人神话的所谓美国模式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其核心在于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过度强调民主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由于搞民主化，政府每4年轮换一次，因此，历届政府难以制定长远的经济发展目标。由于强调私有化和自由化，故美国国内的经济活动绝大多数由私营企业进行。企业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使那些有长期效益、对国家长远发展有好处、但对私有企业和个人短期利益没有好处的行业难以获得大规模投资。最典型的案例是高铁。美国迄今为止没有高铁，其根本原因不在于资金问题，而在于体制问题。正是由于体制机制的障碍，导致美国投资率难以提升，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消费拉动。

过度消费给美国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导致经济长期保持低速增长。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积累。消费率越高，则资本积累就越少，经济发展速度就越慢。美国经济表现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1946-2016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速为2.9%。2001年到2016年，美国消费率为86.8%，同期经济增速为1.9%。二是导致“寅吃卯粮”，政府财政长期保持赤字。美国消费率能够保持如此高的水平，与政府消费水平高有密切关系。1946年-2016年，美国政府平均消费率为20.7%，占全部消费率的24.7%。美国政府拉高消费的后果，就是造成庞大的财政赤字。从1970年到2016年，除2000年美国财政盈余330亿美元外，其余年份美国财政年年保持赤字。庞大的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快速攀升，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因此，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摩擦，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快速崛起威胁到美国以及由美国主导的传统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摩擦提高我国输美产品成本，改变比较优势，从而吸引资本回流、重振美国本土制造业，提高美国投资率，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但从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来看，该目的并未达到。从经济增速来看，2017年和2018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速为2.65%，低于1946—2016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速。从制造业占GDP比重来看，2017年、2018年比重分别为11.19%和11.39%，低于奥巴马政府时代11.75%的平均值，从消费率来看，2017年和2018年的平均消费率为85.5%，高于1946年到2016年的美国平均消费率水平。

从理论上来看，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摩擦注定要失败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因决定外因。美国经济之所以存在这两大软肋，是由美国国内自身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决定的。这种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背后反映的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因素。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想对国内经济体制机制进行深层次的、痛苦的改革，而试图靠改变外部环境因素来获得发展空间，主动挑起美中经贸摩擦和美俄、美欧、美印等国贸易摩擦，任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从短期看，可能有一小撮国家迫于美国的淫威会低头，从而使特朗普政府在部分国家身上捞到好处，但从长远和国际大环境来看，这种贸易霸凌主义，只会恶化美国的外部发展环境，透支美国的国际信用，进而提高美国国内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美国国内物价，降低美国经济增速，进而可能引发国内经济危机。

二战以来，美国通过和平演变瓦解了苏联，通过广场协议击败了日本，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现在，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军事的全方位崛起，美国将目标瞄准了我国。当前，我国和美国正就贸易摩擦进行艰苦的谈判。这场谈判从难度上来说，堪称经济上的上甘岭战役。谈判的结果，将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朝鲜停战谈判是在谈谈打打中才最后签署协议的，可以预计，本次贸易谈判也必然是在边谈判边斗争的过程中最后签署协议。谈判要取得胜利，最关键的还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美国的软肋提醒我们，我国经济要发展，必须要坚持实业立国的方针，正确处理好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和金融业的关系；必须保持合理的投资率，不断提高投资效率，从而稳定经济发展速度。只要我国坚持做到这两点，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则我国经济在经过贸易摩擦的洗礼后，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